郑旺全 赵晓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演进与内涵深化——基于“五个认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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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旺全，浙江缙云人，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
【作者简介】
赵晓非，吉林长春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于同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其作出更为具体明确的表述，彰显出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政策理念中的新动向、新思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其正式写入党章;2019年，在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中国70年民族工作重要经验的“九个坚持”之一，被进一步确立为民族工作的主线[1]，也标志着这一理论已成为我国新时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方针。在上述背景下，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日渐成为相关学术领域的热点。
一、研究回溯
研究回溯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检索日期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为更好地聚焦研究主题和高质量研究成果，本文特将检索条件设置为篇名中包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献来源类别限定为核心期刊。最终，检索得到304条记录。
统计数据显示，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于2014年就已出现在国家政策话语体系中，但自2015年起才出现了首篇相关主题的核心期刊文献(2011年的两篇均为以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为主题的历史学研究文献)。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其正式写入党章后，相关研究成果显著增多。2017—2020年的核心期刊发文量分别为16篇、40篇、90篇、146篇。
图1显示了在304篇文献中，研究频次排名前10位的文献主题分布状况。统计数据显示，当前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渊源、概念内涵、时代价值、实践路径等方面。对其进一步聚类，可大致分为以下三个子类:一是围绕“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基础性概念，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视角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根源与内在结构，探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如青觉等(2018)[2]、孔亭(2019)[3]、高承海(2019)[4]、杨刚等(2019)[5]，或基于政治学视角，从共时角度论述其现实意义，如沈桂萍(2017)[6]、王延中(2018)[7]、斯琴格日乐(2019)[8];二是以“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共同体认同的建构为主题，从文化或心理认同视角切入，侧重其形成机制的探讨，如严庆(2017)[9]、王鉴等(2020)[10]、陈立鹏等(2020)[11];三是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题，将实践层面关于铸牢路径的方法论探究或案例式分析作为研究重点，如赵英(2018)[12]、陈锦均(2019)[13]、杨胜才(2020)[14]。
图1 文献主题分布统计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学者们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多角度、立体式研究，为进一步深化相关主题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据参考。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复合型概念，包含着“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基础性概念。这些概念大多具有跨学科属性，由于研究视角和目的的不同，对其的阐发存在着较为多样的可能，仍存有一定的理论探析空间。这集中体现为:需要对政策话语进行历时的系统梳理，进一步在政策话语框架内明确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涵和外延;需要以既有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提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话语关注的核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为理解和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提供学理支撑;需要进一步把握政策话语和理论话语的双向互动，在政策和理论融合视角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深化发展进行解读。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策话语中的演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全局，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召开一系列会议、出台一系列文件、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为创新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策话语中的演进进行描述和分析，是全面、准确、深入理解其内涵的先决条件。
政策话语统计范围包括公开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明确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论述，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政策文件中的相关内容。统计数据来源于习近平系列讲话数据库1和国务院政策文件库2。统计结果显示，自2014年至2020年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论述在习近平总书记10余次重要讲话及多个中央文件中出现。从讲话场合看，以民族工作相关会议为主，如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等，兼有在民族地区考察期间的各类讲话。从文件来源看，包括中央重大会议审议通过的纲领性文件以及民族工作相关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15]通过对以上相关内容进行文本梳理，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策话语中的演进脉络，也反映出党和国家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和深化。其演进趋势呈现如下三个特点。
(一)战略定位更加高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民族工作领域出现的新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正本清源，统一思想、统揽全局，不断创新顶层制度设计，不断提升民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战略定位，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中华民族”写入宪法，推动民族工作迈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内容的党关于民族工作的创新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16]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策话语中出现的语境来看:由出现伊始的与“国家意识、公民意识”等概念并举到独立出现于加强民族团结部分，再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出现在“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一节中的“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表述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已超越了单纯的民族工作范畴。而在《决定》和《建议》两个中央文件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论述更是分别出现于“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部分，进一步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大方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表述力度不断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民族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力度不断增强，深入推进相关机构改革，不断健全民族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民族工作强大合力。[16]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亲力亲为、率先垂范，先后多次出席民族工作领域重要会议，多次到民族地区考察调研，多次与各族代表共商国是，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创新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引领。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策话语表述中前置动词的变化来看，从“树立”至“培养”再至“培育”，其力度不断增强并最终确立为当前的“铸牢”。此外，力度的增强还体现为更加突显意识主体的整体性。有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来几次讲话中与“民族”相关的话语表述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讲话中将全体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表述为“民族”(如“中华儿女”“伟大民族”“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等)的次数，明显多于报告中涉及国家内部民族差异性的表述内容(如“全国各族人民”)。[17]这表明党和国家在政策话语表述中强调重心的转变，愈发突显对于作为一个代表全体中国人的整体概念的强调，并通过进一步明晰意识主体的整体性和共同性，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决心。
(三)阐述愈加具体明确
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意见》两份文件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策话语中的阐述愈发具体明确，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的主线，是“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要通过“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五个认同’”“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宣传教育”等具体途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重要论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于民族工作的现实意义、战略定位以及实践路径等均作出具体清晰的阐述，为相关政策的制订和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理论话语中的演进
在党和国家政策话语明确的概念框架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话语的演进进行描述和分析，有助于从学理上更加准确深入地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研究回溯部分的初步分析表明，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理论研究多以“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切入点，聚焦历史渊源与历时演进、多元一体的内在结构、意识与认同的层次与维度、共同体的属性及认同感的建构等相关内容，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层面展开探究并形成相应结论。
(一)中华民族之共同性日益彰显
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者。1902年，梁启超首次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承载着悠悠历史的“中华”和西方舶来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合为一词。在1905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数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并且比较清晰地说明了其含义，自此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
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西力东侵的步步蚕食，使我国封建王朝国家传统的“天下观”与“家—国”政治体系遭受巨大冲击，不得不开启了面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抗争与思考中，人们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不断深化。及至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中华民族开始成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族名与归属，其整体性、共同性日益彰显，一个代表全体中国人共同意志的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日渐形成。中华民族也随之完成了从以文化认同为特征的自在实体到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自觉实体的历史演进[18]。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各族人民最终共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纪元。在当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中华民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组成的大家庭的族称，蕴含着鲜明的政治属性和国家民族意涵。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民族因具有了宪法关系主体的政治定位[3]，而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不可虚化的法定国家民族实体。
尽管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早已存在，但“中华民族”成为这一实体称谓的历史不过百余年[19]，并在不长的历史中引发过至少三次大规模的讨论:20世纪初期，中华民族概念初创以来产生的关于中华民族主体成员和内部构成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抗日战争陷入困境、国家面临分裂的内忧外患之际引发的关于“中华民族是否为一个”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出后关于中华民族是民族实体还是民族复合体的讨论。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华民族”一词可能是自出现以后牵动学科门类最多，波及社会各界最广的词汇。[20]诚然，作为概念术语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含过去与当下、民族与国家、文化与社会、观念与情感等不同维度的复杂概念。但抛开理论层面的话语论争，直面五千多年来中华大地政权更迭、人群凝聚的历史，聚焦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历史进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与西方大量民族国家肇始于近代、基于“想象的共同体”叙事的建构过程不同，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渊源、深厚文化积淀的民族实体———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始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脉络和鲜明特征;中华民族始终是代表和团结中华大地各族人民的整体性概念，是指向“中国人”的明确称谓。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四个共同”[1]，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悠久历史和基本国情作出横贯古今的精辟论述。各族先民共同开拓、共同耕耘，各族人民共同守卫、共同建设，塑造了中华民族赖以维系和发展的地理空间;王朝迭代分合的历史、近代共御外侮的经历，滋养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兼容并蓄的包容心态使各民族文化不断融通互鉴，形成了凝聚着各民族智慧结晶的共享文化符号与民族形象，为中华民族构筑了共有的精神家园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情感纽带。“四个共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高度凝练[21]，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共同的四个鲜明特征，即地域的共同、记忆的共同、文化的共同和精神的共同。而这种从历史中走来、在现实中积聚的共同性，正是中华民族得以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力量。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命运共同属性取得共识
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中华民族”和“共同体”两个术语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共同体这一外延更为宽泛、更易为人所接受的概念的引入，实现了对围绕“中华民族”这一术语所引发的“名实之争”的超越[19]，进而大大拓宽了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空间。
“共同体”是一个自然凝聚而成的整体，其核心特征是有机而紧密的联系，其维系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共同性”。这一共同性包含利益和精神两个层面:一方面，任何类型的共同体都必然建立在利益共同性的基础上，且利益共同与命运一体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共同体亦需要持久而稳定的精神共同性作为维系其发展的内生动力。简而言之，共同体成员在维护共同利益的长期实践中，必然会形成利益共生、情感共鸣、价值共识、发展共赢、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在既往的研究中，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共同性”的界定与解读较为多样，如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本质属性的诠释愈发深刻，主要观点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族类共同体，还是一个容纳了政治、经济、地域因素在内的具有综合性和一体性的命运共同体[22]，是习近平总书记“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民族工作领域的运用，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命运一体”和共同性纽带的强调[19]，在时间维度上涵盖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向度[5]。这一理论话语的演进趋势，实际上体现了理论与政策话语的同频共振。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阐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如“要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23]，“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1]。《意见》中也明确指出，“要不断深化各族群众对业已形成的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15]。这些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有机融合的凝聚状态，更是对这一状态背后所蕴含的“一体”高于“多元”“一体”统合“多元”的价值理念，以及共同利益、共同命运所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优先性的深入诠释。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体现为命运共同，即一个建立在休戚与共的共同历史命运、紧密相连的共同现实利益、同舟共济的共同未来愿景之上的共同体。而在其之中，勾连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共同精神纽带，使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由多元交融汇聚为一体的关键力量，正是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在近代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都经历了群体规模的缩小、疆域的分割，而我国自清王朝至今却基本保持了人口和领土空间的延续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经久存续的内聚力发力的结果。[9]这一“经久存续的内聚力”，就是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共同精神基因。回望过去，镌刻在历史意识中维护团结、反对分裂的“大一统”思想，使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共抗外侮、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完成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并凝聚成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立足当下，中华民族对内是56个民族共享历史记忆、共育中华文化，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对外是与世界民族交往、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命运共同体;放眼未来，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共同情感纽带，是各民族共担前途使命，朝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不断接续奋斗的根本动力。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政治认同意涵不断明晰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意识的本质是社会的人对客观存在的高级心理反映形式，这一反映是能动的、积极的，同人所具有的自我意识密切相关;自我意识是人对自己的存在、活动、思想、感情、愿望和需要的认识。认同属于意识范畴领域的概念之一，是指自我在情感或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阿什福思(Ashforth B.E.)等提出的概念模型认为，认同概念是具有程度区分的连续变量:随着认同程度的加深，其内涵将从认知和情感层面的第一层次认同，提升至社会身份以及其所代表的价值、目标、信念的第二层次认同，再至行为层面的第三层次认同。[24]概而言之，认同是在完成从“我”到“我们”这一从个体到集体的自我认知过程的基础上形成的归属性情感，最终指向相应的行为意愿。
许多学者围绕意识与认同的关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解读，例如，有学者从纵向结构角度着眼将其划分为“族群意识、他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三个层级[25];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自在意识、自觉意识、实践意识、理论意识”四个层面[26];有学者将之定义为一种“关于认同中华民族为统一的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自知性意识”3，其要素内容分为中国认知体验、价值信念和行为意愿[2];更有学者将其直接表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27]。
认同是国家、社会、民族的凝合剂，是内化的理念和信仰，也是社会互信的基础。[28]群体意识的建构，其实质就是培养共同体成员对于其所属共同体的一种认同与归属感，即一种群体层面的集体认同。集体认同涉及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要素的评价和情感。其中，政治要素对于多民族国家共同体认同的建构具有关键作用。结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和不同中外学者的观点来看，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对特定的政治对象的一种意识上的归属与认同。在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建构的语境下，培养民众对于政党、制度、国家在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已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常规内容和基础性工程。[29]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指出，多民族国家中的政治认同展示出某些十分相通的模式，较老的同化主义的多数民族建构政策，正在逐渐被容纳业已存在的各民族认同的较新观念所代替，并同时推进一种新的共同的超民族认同。[30]特别是在当前主要由多民族国家组成的主权国家时代语境下，共同体的政治认同意涵日益鲜明[29]，通过“超民族认同”的建构将国家内部的多民族打造成一个整体的国家民族，是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倾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策话语和理论话语中的演进趋势均表明，其政治认同意涵日渐明晰，已进入“意识形态化”阶段[31]，成为当前我国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建设的重要方略。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认知的深化
政策话语的演进趋势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和国家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所提出的新时代多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顶层设计，其内涵不断深化并集中体现为“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理论话语的演进特别是共同体认同建构视角的相关研究，则对如何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解读。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五个认同”为核心，涵盖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体系框架，不仅体现了政策和理论话语融合视角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认识的深化，也可以为进一步的实践研究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一)从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建构的视角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
由中国疆域内各族人群构成的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中华文明浸润及内部延绵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民族、历史、文化等多重属性，体现这些属性的共同体意识核心内容自然包含相应的民族、历史、文化层面的认同。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从历史中走来并最终取得国家形式的共同体，特别是在命运共同属性日益凸显的当下，从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建构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解读，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其内涵。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我国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建设，在长期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核心理念，以“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为主题的相关政策、理论方针，持续推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贯彻“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道路。从党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我国新时代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建设体现了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的深度结合，聚焦于培养各族人民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中国特色民族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凝魂聚力，深刻体现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32]。因此，从新时期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建构的视角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可以发现其核心理念与包括祖国疆域、历史、文化、政党、制度等构成要素，涵盖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三个层面的“五个认同”紧密相关。
(二)构建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体系框架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都离不开能够凝聚其内部成员的，建立在共同体认同感基础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这一意识形态的内涵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内容的“五个认同”，根植于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形塑于1840年起百余年来谋求民族独立的伟大抗争中，强化于新中国70多年来党带领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既是经过长期历史考验、符合各族人民意愿的实践产物，也是对孕育于绵延五千余年的深沉历史文化，形成于共同缔造、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奋斗过程中熔铸的心理认同的高度凝练，体现了国土是根、人民是本、文化是魂的基本理念[28]，因而具有深刻而牢固的历史基础、丰富而鲜明的现实意义。
综合前文所述，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建立在“以追求团结统一为内生动力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这一本体基础上产生的认同与归属感，其核心是“五个认同”，包含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见图2)。认知层面，是中国各族人民对以“四个共同”为鲜明特征的中华民族这一客观存在本体的反映，是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能动意识[31];情感层面，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和归属感;行为层面，是在认同和维护共同利益基础上产生的指向共同目标的行为意愿。
图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体系框架示意图
以“五个认同”为核心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属性。认同伟大祖国，就是认同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认同我们来自哪里的根脉。[33]认同中华民族，就是自觉归属于代表各族人民共同历史记忆、共同现实利益的统一多民族大家庭。认同中华文化，就是认同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认同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与气质禀赋，认同各民族共同构筑的共有精神家园。具体而言，既包括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共育而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包括党带领人民在一系列伟大斗争中熔铸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认同近代以来历史和人民对于国家政治领导力量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共同选择，认同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特征。在“五个认同”之中，认同党的领导是实现其他四个认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28年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奋斗牺牲史，70多年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创业奉献史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华民族名副其实的先锋队。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34]，“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5]。
从三个维度阐释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体系框架，有助于全面理解、深入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从认知层面看，“五个认同”是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的先决条件，是培植现代多民族国家国民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的关键引领;从情感和行为层面看，“五个认同”是引导各族人民在“三个离不开”“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情感基础上，践行“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价值理念的内在动力。同时，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形成有机循环:认知激发情感，情感体现为行为意愿，行为意愿强化认知，即以“五个认同”为核心，形成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自知性意识，激发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感基因，最终体现为自觉自愿地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团结一致、不断奋斗，为民族复兴、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行为意愿;而这一行为意愿，又将不断深化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认知与体悟。究其要旨，就是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深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共有的大家庭，中华文化是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各族人民共同的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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